从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到焦虑症,随着人们对儿童的期望发生变化,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也随之上升。
21世纪美国父母本就压力巨大,而其中一个令人困惑的方面是,你的孩子很可能在某个阶段被诊断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许多孩子处于一种灰色地带,这是前几代父母从未遇到过的。
在美国男孩成长过程中,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几乎成了一种“成人礼”,近四分之一的17岁男孩都被确诊患有此病。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而且增幅惊人:2022年被诊断出患有ADHD的儿童比2016年增加了100万。
自闭症的数据令人震惊,值得再次强调。20世纪80年代初,每2500名儿童中就有一名被诊断患有自闭症。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每31名儿童中就有一名。
近32%的青少年曾被诊断患有焦虑症;焦虑症的中位发病年龄为6岁。据估计,超过十分之一的青少年曾患有重度抑郁症。新的疾病类别不断涌现,除了病理性回避需求外,现在又出现了对立违抗性障碍。
因此,即使在我们政治立场高度两极分化的领导人中,也普遍认为美国的儿童健康状况不佳,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
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于9月发布了一份题为《让我们的孩子重获健康》的战略报告,提出了通过改善饮食、减少屏幕时间和药物使用来提升儿童心理健康的建议。伊利诺伊州州长、特朗普的反对者JB·普里茨克最近使该州成为全美第一个要求学校进行全民心理健康筛查的州。
毫无疑问,心理健康危机的成因错综复杂。有些疾病具有家族遗传倾向。电子屏幕已经彻底侵入儿童的生活,取代了睡眠、运动和面对面的社交活动,而这些原本可以预防抑郁和焦虑。
然而,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我们更广泛的关于心理健康的全国性讨论,似乎都没有人关注孩子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所处的环境:学校。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学校本身对于理解为何这么多孩子似乎在学习上遇到困难至关重要。学校可能成为压力源,加剧焦虑或抑郁;但同样重要却鲜为人知的是,学校往往是各种心理障碍的温床,引领许多孩子及其父母走上诊断之路。
近几代人的学校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种痴迷于指标的教育体制席卷美国教育,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对各个阶层学生的期望。事实上,它甚至改变了童年本身的体验。
这一时期的政策制定已基本结束,但结果令人失望。数学和阅读水平已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两党制定的规则出发点虽好,但为了让更多孩子取得成功,却也更加严格地限制了哪些人能够接受教育。
“现在的情况是,人们不再说‘我们需要改革学校’,而是说‘我们需要改变孩子’,”波士顿学院研究教授、著有《自由学习:释放玩耍的本能将使我们的孩子更快乐、更自立,并成为终身更好的学生》一书的彼得·格雷说道。
他说:“这条路越来越窄,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适合走这条路了。结果就是,我们想把它称为一种障碍。”
学校并非一直是美国儿童生活中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1950年,只有不到一半的儿童上幼儿园。高中毕业率也只有大约50%,而且对职业发展影响不大。人们在学校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少,每天拼命学习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无论孩子坐在课桌前多么无聊,放学铃声一响,自由就在眼前,他们可以有几个小时的课余时间玩耍,无需成人的管束。
但随着国家经济从工厂和农场转向办公室,学生身份也变得更加重要。你的人生走向可能就取决于此。
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国家领导人也开始将学校视为国家荣耀或耻辱的潜在场所。1983年,由罗纳德·里根的教育部长特雷尔·H·贝尔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国家处于危险之中》的关于美国学校状况的严峻报告。报告警告说:“如果一个不友好的外国势力试图将今天这种平庸的教育水平强加给美国,我们很可能会将其视为战争行为。”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包括阿肯色州的比尔·克林顿和田纳西州的拉马尔·亚历山大在内的和共和党州长开始用新的考试和问责标准来改造各自州的学校。学校的管理方式越来越像上市公司,考试成绩成为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标。不久之后,学校就有了公开评级,而且这种评级如此普遍,以至于现在甚至出现在房地产列表中。
压力持续增加。到2001年,已有30个州通过法律,根据学校的考试成绩实施奖惩制度。次年,乔治·W·布什总统的标志性教育改革法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将这一做法推广至全国。
由于学校经费受到威胁,儿童接受诊断的动机显而易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患有自闭症或多动症的学生有资格在课堂上获得额外支持。对孩子进行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可以帮助整个班级取得更高的分数,尤其是在孩子的行为干扰其他同学的情况下。而且,在一些地区,残疾儿童的成绩不计入学校的整体成绩,这种特殊待遇可以提高他们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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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评估指标很可能促使更多儿童获得所需的帮助。无论如何,教育政策的制定确实改变了诊断结果。在那些新增问责标准的州,研究人员发现多动症的发病率明显上升。一项分析显示,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实施后,低收入家庭8至13岁儿童的多动症诊断率从10%上升到15%。
法律对自闭症诊断的影响鲜有记载。但这些疾病之间存在大量重叠之处。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儿童中,有30%到80%同时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专家还指出,自闭症病例的增加主要发生在自闭症谱系中较为轻微的一端,精神科医生扩大了诊断范围。这类学生通常需要教学方法极其灵活的教育者,而当整个班级都必须专注于掌握某些可测试的技能时,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高年级学生对学业成绩的要求逐渐下放到越来越低年级的学生。2009年,奥巴马政府向采用名为“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的新国家学习标准的学校提供了更多资金。这些标准强调幼儿园结束时学生必须具备阅读能力,尽管许多早期儿童教育专家认为,并非所有儿童在幼儿园阶段都具备阅读能力。
随着每一波改革浪潮,幼儿园的氛围都发生了变化。死记硬背的数学和阅读课程悄然渗入课堂,尽管专家指出,幼儿在游戏中学习效果最佳。研究人员发现,短短十年间,幼儿园突然变得越来越像一年级。
学前教育也紧随其后,甚至连幼儿也被要求长时间保持静止以吸收知识。这再次违背了早期儿童教育专家的共识。儿童、家长和教师每天都在努力应对这种不协调。200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因行为不端而被开除的频率是学龄儿童的三倍多。
“我们没有让孩子们的成长需求与学校日常的政策和做法保持一致,”斯坦福大学高级讲师、致力于与学校合作改善学生福祉的非营利组织“挑战成功”(Challenge Success)的联合创始人丹尼斯·波普(Denise Pope)说道。
对更多学习的压力促使学校的日常作息结构发生了重组。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儿童通常会在一天中多次课间休息。而到了2016年,只有八个州要求小学每天必须有课间休息。研究人员在调查午餐时间的变化时发现,孩子们通常只有20分钟的时间,不仅要吃饭,还要在课后去洗手间、走到食堂以及排队取餐。
波普指出,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课表安排得异常紧凑。“你每天晚上都要记住七项不同的家庭作业。想想一个六年级男孩的认知负荷有多大,”她说。“我敢说很多成年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孩子只是需要变得更坚强。他们也明白,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孩子们已经把学校当成了永无止境的苦差事——仅仅是通往童年彼岸某个理想终点的途径。这反而让他们更难学习到成年后最需要的技能。
当学校成为一场关乎经济生存的博弈场,孩子们希望通过这场博弈获得足够的稳定收入以维持一生时,焦虑和抑郁似乎难以避免。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发现,近80%的高中生表示他们感到压力;近70%的学生表示感到无聊。
“总体而言,学生们认为学校是一个让他们体验负面情绪的地方,”该报告的合著者马克·布拉克特在报告发布时解释说。
面对僵化的教育体制,越来越多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难以适应,这令人担忧,因为学业成绩往往决定着人生的成败。此时,最好的办法是证明孩子患有精神障碍。有了医生的诊断,至少还有调整的可能。
如此看来,诊断数量的上升也是对教育政策的一种反抗,这些政策忽视了人的具体情况,将他们视为可以互换的数据点。优秀的教师明白,每个孩子都有其独特的学习方式。对于那些不符合日益缩小的“正常”定义的孩子来说,这一点尤其如此。
那些最强烈要求诊断孩子是否患有多动症或自闭症的人往往是家长。对许多家庭来说,肯尼迪所批评的那些药物,恰恰是他们的孩子能够正常上学的必要条件。
由于学校对特殊教育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许多家庭游说美国精神病学会维持自闭症的宽泛定义,以避免孩子被排除在诊断之外。去年,公立学校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残疾儿童人数达到创纪录的750万,比2012-13学年增长了17%。在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一些州,高达21%的学生需要接受某种形式的特殊教育服务。
有些学生提出的支持要求——例如,允许他们多活动,而不是长时间坐着——很可能对所有孩子都有益处。然而,学区却试图将个别需求硬塞进一个与他们自身需求相悖的体系中。这种做法的成本和后勤保障难度都难以承受。许多依法有权获得支持的学生并没有得到这些支持。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大幅削减教育部民权司的预算,该司负责执行保障残疾儿童接受免费公共教育的联邦法律。
学校正试图通过教导孩子如何更好地管理情绪来应对心理健康危机,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心理咨询服务。然而,这些方法并没有更深入地反思学校本身也是压力和焦虑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美国教师也普遍反映出极高的职业倦怠程度。
与其等待变革,许多家长干脆放弃了现有的教育体系。202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约有三分之一的在家教育家长对学校如何教育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感到不满,这促使他们选择离开。家长们也越来越多地转向微型学校,这种学校本质上是人数较少的学习小组,每个孩子都能获得更多个性化的关注。
有些家长自称是“非学校教育”运动的参与者,他们认为学校教育对孩子弊大于利。他们的观点或许不无道理。2016年的一篇论文显示,许多童年时期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年轻人,在离开学校、开始从事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后,症状有所改善。
这种不满情绪助长了保守派削减公立学校经费、允许家长自行选择学校、由纳税人承担学费的企图。每一个似乎不再适应国家教育体系的孩子——而且他们往往是男孩——都可能扩大这些理念的支持者群体。而建立在人人享有免费平等教育基础上的进步民主理念,也因此进一步削弱了公众的信任。
作为该项目的主要捍卫者,并不适合应对这场危机。它不仅要应对可能对更宏大的学校改革方案持怀疑态度的教师工会,还要应对那些精英阶层的政治庇护——这些人或许最不可能意识到将他们捧上神坛的体制存在缺陷。
通过将童年变成可以量化的东西,成年人成功地将他们最大的失败恐惧强加给了我们中最年幼的孩子。每个偏离我们标准的孩子都成了一个潜在的医学谜题,需要接受更多的检查,评估更多的指标。唯一似乎始终无法被这些“侦探”发现的,是孩子周围的世界——由成年人构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