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工业用地的低成本从何而来?乡镇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直接使用农村土地,其土地成本趋近于零。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时的谈判对象是村集体而非分散农户,能够以较低价格获得土地,在出让为国有建设用地时有较大的增值收益,这种“地利归公”制度保证了多数人的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在“锦标赛体制”和“压力型体制”下,作为招商引资手段,地方政府往往以“零地价”向工业企业供地,即便工业企业缴纳了土地出让金,政府也会以各种性质的减免返还方式退还企业,因此工业用地价格极低。但问题在于,农用地转为工业用地所需的基础设施投入较大,达到“七通一平”条件需要巨额财政投入,持续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供地,财政会难以为继。保证长时期工业用地低成本的关键在于,住宅和商业用地的价格始终在上升,政府在住宅和商业用地出让中获得的收益补偿工业用地出让中产生的损失。或者说,用住宅和商业用地的高价格补贴工业用地的低价格,反过来说也一样,即工业用地的低成本建立在住宅和商业用地的高价格基础之上。这样,工业化的成本有相当大一部分被分摊到城市具有购房能力的中高收入阶层身上,购房能力越强,购房越多,这种贡献也就越大。
第三,工业化低成本的资金从何而来?一方面,基于低成本优势的大规模加工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带来了大量外汇收入,依据外汇储备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 M2规模不断扩大,形成全社会较为充裕的资金供给,社会财富总量扩张很快;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土地制度,在地方政府那里,形成了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运行体制。利用财政资金建立融资平台收储土地,在获取土地出让收益的同时,以土地作为抵押物向金融机构贷款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建设,在此机制的推动下,近十几年来中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在货币超发的同时,为什么CPI指数涨幅不大?基本生活资料价格没有太大上涨,有些商品价格还出现下降?重要原因在于价格始终上涨的房地产消化了大量资金,形成 “水库”拦蓄了资金“洪水”,没有去冲击基本生活价格,保证了中低收入阶层的正常生活。如果没有这种吸纳和消化机制,超发货币将直接拉升粮食、副食品、水、电、交通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造成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因此,也可以这样粗略地表述,在流动性充裕的前提下,正是高房价水平保证了低物价水平,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大多数是由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承担的,买房越多,承担的份额越大,这是高收入阶层对低收入阶层的成本分摊和补贴机制。低收入者对房价高低的敏感性不强,而且还有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房作为补充,更重要的是还有农村作为退路。如果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局面就非常严重。进一步表述,以住宅价格表述的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很高,但是以基本生活资料价格表述的通货膨胀水平始终维持在低位。这样,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的成本分摊机制,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的成本分摊机制,以及全社会对工业化的成本分摊机制就建立了起来。
可以说,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用计划的方式压低成本和分摊工业化的成本,在第二个阶段,是用市场的方式压低和分摊工业化的成本。微观经营机制方面,通过市场的手段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压低全社会资本形成的门槛,形成总体竞争力。构建一种带有模糊性质的混合体制,即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分工配合,前者产权明晰、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后者的产权相对不那么明晰,更体现国家意志,具有公共产品提供职能,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同时还包括带有一定“软约束”性质的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协作关系。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目的,在具体的社会个体、市场主体与人民总体之间达成平衡,不断地进行动态调整。
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降低成本机制、成本分摊机制、社会稳定机制,三者缺一不可。这三种机制的建立构成了中国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的根本,则存在于城乡关系结构的调整中。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以来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抨击,但要注意的是,正是因为二元结构的存在,这三种机制才能建立和发挥作用。
因此,表面看来城乡分治,本质上却从来就是城乡一体,这也正是“一盘棋”的本质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讲,习所强调的“城乡融合”而非“城乡统筹”,这不但是工作上的具体要求,同时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城市土地全民所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使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调节手段始终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使国家主导工业化进程成为可能,这是中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保证。习反复强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绝对不能变,不仅是考虑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独特优势的问题。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土地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这种纵贯改革前后的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互为表里的发展模式,是构建中国作为大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所在。有学者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总后方和中国社会矛盾的蓄水池,这只说对了一半。建国以来,农村始终是进攻性的战略手段,而不仅是防守性的后方。正如同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广阔的国土空间成为对敌斗争的关键武器,即“空间的武器化”,事实上,农村本身就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在新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也被“武器化”了。我们都知道,政策的制定与理论研究有很大不同,政策必然是政策体系和“政策丛”,必须要在利近害远和利远害近、在总体与局部各方面做出权衡和选择,这总会有成本、有代价。某个方面的片面发展就会走向反面,调控不利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成为否定这个事物的理由。对这两个阶段的发展都应当这样去认识。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也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我们要回答,在新时代、新阶段,这种独特优势有无可替代性?其意义和重要性是在下降,还是在增强?
新阶段必然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建立新的优势,如何实现前后阶段优势的衔接,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来创造新的优势,是核心问题。对城乡结构关系,对农村地位和作用,对城镇化的速度和水平,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都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习在“两会”期间指出“城镇化和逆城镇化”要相得益彰,意义重大,内涵非常深刻。在新的优势没有完全建立以前,通过调整城乡工农关系实现降低成本、成本分摊和社会稳定,仍然是中国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甚至是无论如何都要保持的独特优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一战略写入党章,说明这已不是针对农业、农村的工作安排,而是全局性、总体性的战略部署,在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稳固并且进一步发挥这种独特优势,更好发挥农村作为政策武器的关键性作用,是延续前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工业化大逻辑、走好中国道路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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